第四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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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第四章 西南战 1. 最后的武士   男儿立志出乡关,   学不成名死不还。   埋骨何须桑梓地,   人生无处不青山。   这是 *** 引用过的一首诗,此诗大气豪放,字里行间透着那么一股英雄气。引用此诗前, *** 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巴佬;引用此诗后,他就慢慢变成一个扭转乾坤的大人物了。   这首七言绝句的讹传作者是西乡隆盛,明治维新三杰之一,青年 *** 的精神偶像。十年前,全球各大影院上映过一部以西乡为原型的电影,片名叫《最后的武士》。这是一部以武士道为主题的电影,借助好莱坞的顶尖技术,导演爱德华 · 兹威克为观众打造了一场视听盛宴。这部颇具史诗感的电影曾迷醉过无数少男,它所呈现的武士道真诚而热烈、唯美而纯净,甚至会让人产生某种敬意。   在该片中,汤姆 · 克鲁斯饰演的美国退伍上尉纳森受雇于明治政府,其任务是训练征兵令推行后的庶民兵,其对手则是胜元(以西乡隆盛为原型)领导的武士团。在一次遭遇战中,具有火器优势的庶民兵被手持冷兵器的武士团击败,纳森身负重伤并被生擒,之后被掳到胜元的家乡疗伤。那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,那里的人按照传统秩序生活。纳森初抵彼处时内心充满反叛,他不喜欢那个落后而野蛮的地方,那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不合时宜和不可理喻。然而奇怪的是,在影片后半部分,纳森不但爱上了那里的人,而且皈依了那里的精神,甚至为守护这种精神而与胜元并肩作战!   这段奇妙的心路历程是如此地难以解释,以至于导演不得不借助女人和道德来自圆其说。在兹威克的镜头下,胜元的妹妹成了传统日本的载体,她以婉美的气质和暧昧的柔情征服了纳森那颗漂泊不定的心。导演还为纳森安排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战争记忆,让他为无辜杀戮印第安人而夜不能寐,又把西南战争描绘成一场坏蛋打好人的战争,经此处理,纳森的转变才具备了救赎意义。在影片结尾,胜元战死疆场,纳森则回到了胜元的故乡,在那里,他将以武士的方式活着和死去。   与贝托鲁奇的《末代皇帝》相比,兹威克的《最后的武士》实在肤浅,它有视觉冲击却没有灵魂震撼,它的故事既不真实也不深刻,它只是一部华丽的蹩脚悲剧。   悲剧是什么?悲剧是某种价值无可避免地毁灭。张国荣自杀算悲剧,张雨生出车祸就算不得悲剧,那充其量只能叫 “ 不幸 ” 。悲剧不是死人,而是死灵魂,是一觉醒来无路可走。   西乡隆盛不是兹威克镜头下的胜元,西南战争也不是一场道德战争。或许,只有全面展示这场战争,我们才能看透这场悲剧,进而理解它的意义和影响。   西乡隆盛出生于 1828 年,   他的家乡在萨摩藩,他的父亲是一名下级武士。西乡是家中的长子,十三岁行成人礼,十六岁担任郡方书役助。西乡的青年时代正是幕末时期,商业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秩序,随着  贫富差距的拉大,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,底层生活十分困苦,尤其是农民。事实上,下级武士的日子也不好过,他们虽名义上是岛国的统治者,但收入十分微薄,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,有些人甚至要靠借贷过活。另一方面,幕府实行僵化的身份制度,官位的取得依靠世袭而非才德,下级武士缺乏出头的机会,因之对现实极端不满。从本质上讲,下级武士是文人化的军人,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,而且拥有入世情怀,但现实不能给予他们宽广的政治舞台。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,下级武士必然生发出某种反政府情绪。反政府的下级武士自称 “ 志士 ” ,西乡便是这志士中的一员。   维新志士是一群理想主义者,他们普遍具有救世情怀,有些人还有献身精神。对于幕府和夷人,他们公开反对并经常使用恐怖手段,他们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,相反他们觉得这样 “ 很爱国 ” 。   下级武士处于统治阶级的底层,其所受的教育和工作内容都是管理国家,所以政治是他们的整个世界。下级武士想要夺权上位,为此他们发动了倒幕运动,这既是为国家寻找出路,也是为自身寻找出路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下级武士比一般民众更加反政府,因为政治变天对他们前途的影响更大。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可见,城里的愤青从来都比乡下的老农更看不惯政府。战争是政治的极端表现形式,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,胜者为王败者贼。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,下级武士塑造了一个 “ 我们 ” 的概念,这个 “ 我们 ” 就是日本,而天皇是这个 “ 我们 ” 的象征。经过此种包装,戊辰战争具有了某种道德感和神圣性。   西乡隆盛是戊辰战争的总指挥,他以卓越的战争才能为下级武士打造了一个全新舞台。为了加固这个舞台,西乡以武力为要挟迫使藩主阶层交出了地方政权,从而完成了中央集权。在岩仓使团外访期间,西乡主持了土地买卖、教育改革、兵制转轨和地租改正。社会的大变革注定是痛苦的,明治初年的新政不但没有缓解民间疾苦,反尔使其更重。西乡本人对此充满愧疚,因此,他一方面支持改革,一方面反对改革。在西乡看来,修铁路简直就是在烧钱,而征兵令徒增社会矛盾,地租改正更是赤裸裸的官逼民反。西乡不反对加强中央权威,但他不希望看到一个什么都要管的独裁政府,更反对这个政府胡乱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。他认为解决税收的办法有两个:一、少花钱;二、打朝鲜。   西乡隆盛热烈地鼓吹征韩论,但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解读为西乡好战。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与其说是一个外交思想,不如说是一个经济思想,它反映了西乡治国思想的苍白和无能。西乡在明治六年( 1873 )的出局绝非偶然,他也没有回归政坛的可能,也就因之失去了施展政治理想的合法舞台。   西乡隆盛下野后回到了家乡,此时,萨摩藩已经改名鹿儿岛县。西乡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,他回乡后不久便成立了私人军事学校,所授内容主要有两种,即枪炮之技和义勇精神。西乡的名气大、人缘好,前来求学的人很多,私学校的规模亦逐渐扩大。   鹿儿岛位于西南海滨,天高皇帝远,在江户时期为外样大名,有着悠久的反政府传统。在戊辰战争中,鹿儿岛人出人、出力、出钱,毫不含糊,他们也在战后获得了回报,西乡隆盛、大久保利通、黑田清隆、西乡从道、松方正义等鹿儿岛人都在明治政府担任要职,大久保更是在西乡下野后成了明治政府的首脑。鹿儿岛人的性格黑白分明,当他们赞成一件事时可以为此牺牲,当他们反对一件事时也可以为此舍命,他们既没有佐贺人的市侩,也缺乏长州人的变通,他们既热情洋溢又不可理喻。   在 “ 求学 ” 的名义下,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武士聚集到西乡麾下,从而形成了一股反政府势力。这些武士具有鲜明的愤青气质,他们是愤青中的愤青,他们把一切社会矛盾归咎于 “ 奸人当道 ” ,并立志改变这种  “ 有司专制 ” 的黑暗现实。这批青年主要是鹿儿岛人,他们继承了祖先的传统,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,他们四处传播反政府言论,并成功地影响了当地政治。到明治九年( 1876 ),鹿儿岛县已经成了明治政府内的独立王国,其既不向东京上缴税金,也不执行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。   当此之时,天下并不太平,与西乡隆盛一起下野的板垣退助于明治七年( 1874 )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,要求政府开设民选议院,企图以和平手段分享政权。同样因征韩论而下野的江藤新平则于下野次年回到家乡佐贺率领 2500 多名武士发动叛乱,目的是要求政府调整中央人事、停止现行改革以及恢复士族俸禄。明治九年( 1876 ),九州岛的另外两个县熊本及福冈也出现了武士叛乱,不过其规模都不大,只几百人参加而已,政府迅速平定了叛乱,将闹事首领处以极刑。   西乡隆盛、板垣退助和江藤新平均因征韩论而下野,他们下野后的作为不同、手段各异,但目的相同,他们都想拯救一度为天之骄子现在却一贫如洗的下级武士。他们不愿放弃这个使命,因为他们不愿放弃武士身份,   他们的价值观建基于这个身份。失去了这个身份,他们便不认得自己了,他们注定要成为最后的武士。  2. 有司专制   明治六年政变后,大久保利通成为了日本政坛的核心,他开启了一个有司专制时代。   大久保利通也是鹿儿岛人,与西乡隆盛是老乡,年纪比西乡小两岁。大久保的父亲是一名下级武士,母亲是医生的女儿,以今天的眼光看,这是一个中产家庭。在二十岁之前,大久保的人生颇为顺遂,他自幼勤奋好学,还通过外祖父接触了兰学,十七岁便进入藩府任职,做记录所书役,与西乡的工作类似。在大久保二十岁那年,他的父亲因在政治上站错了队而被藩府流放外岛,他本人也因之而丢了藩府工作,全家人的生活很快陷入困顿,这是大久保人生中的第一次逆境。   逆境催垮弱者,但可以造就强者。大久保利通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,他顽强地为自己和国家寻找着出路。一个人,只有在落难时,才能把这尘世彻底看清,才能懂得什么叫人情冷暖,什么叫世态炎凉,也才能明白对谁好是有用的,做什么是徒劳的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,大久保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和冷酷的心。   后来,大久保利通结识了西乡隆盛,二人联合藩内 40 多名志士组成 “ 精忠组 ” 。这帮不得志的下级武士经常聚会,谋划着他日东山再起。 1853 年,佩里率黑船叩关日本,萨摩藩的藩主也正换人,大久保被新藩主重新启用,后来升任步兵监督。井伊直弼上台后,萨摩藩政再次变天。面对剧变,西乡隆盛一度跳海自杀,后被救起,大久保利通则选择了直面惨淡的现实,并从中寻找扭转时局的机会。   再后来,大久保利通与大部分维新志士一样,先是支持 “ 公武合体 ” ,然后掀起倒幕运动。大久保联合岩仓具视借助天皇权威发动 “ 王政复古 ” 政变,明治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参与一职。明治二年,中央政府进行了官制改革,在太政官下设置主管专项事务的省厅,大久保担任大藏省的首长,主管财政事务。明治四年,大久保利通与木户孝允、西乡隆盛和山县有朋等合作,以武力为后盾废除了藩国,实现了中央集权。在此之前,大久保曾与民部省的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合作,修筑国有铁路并改革货币制度。在完成了这一系列政治铺垫后,大久保随岩仓使团外访欧美,寻找富国强兵之道。      在近两年的对外考察中,大久保利通总结出了一整套施政纲领,他以德国经验为蓝本,效法俾斯麦的铁血精神,通过全面整合现有资源,实现日本的大国梦想。   大久保利通是被太政官大臣召回国内的,当时,征韩论已将政坛分裂成两派,若没有强大的阻止力量,日本必将走向对外战争。大久保利通回国后联合木户孝允、岩仓具视、大隈重信等发动政变推翻西乡隆盛政权。政变后,明治政府成立内务省,主管内政改革,下设劝业、警保、户籍、驿递、土木、地理、测量等寮司,大久保亲自担任省卿。内务省隶属于太政官,与大藏省、民部省、外务省等属同级部委,不过,在现实中,其他省卿都要接受内务卿的领导。大久保的上面还有三位领导,为首的是明治天皇,其次是太政官大臣三条实美,再就是右大臣岩仓具视。天皇是个象征,一般不参与政务,三条和岩仓都是公卿,他俩更像是监管者而非执政者,大久保也就因之成了某种形式的独裁者。   大久保利通具备独裁者的气质,他既够明智又够狠毒,他不像西乡隆盛那样不识大局,也不像木户孝允那样婆婆妈妈,与伊藤博文相比他更加强悍,与山县有朋相较他更加无私。对于反对者,他的政策只有一个 —— 镇压,不论亲疏。大久保将自己视为全日本的领路人,他急不可耐地要实现富国强兵,他是那种只要认定了目标就一路狂奔的人,歇一会儿都不行。在这一点上,他和其昔日政敌井伊直弼毫无二致,二人的结局也如出一辙。   大久保利通是一个行动派,他是第一个留短发穿洋装觐见天皇的人,在外访回国后,他更是将胡子留成了俾斯麦式,以此来标榜他改革的决心。许多人都嘲笑他是 “ 萨摩红薯 ” ,翻译成我们的话就是 “ 香蕉人 ” ,大久保一笑了之:老子就黄皮白心,怎么着吧?   大久保利通掌权后推动了一些列改革,涵盖产业、财税、兵制、教育、文化等诸多领域,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时人所能承受的极限,他也因之成了所有被改革对象的公敌。下级武士是被改革的重点人群,武士们对大久保的痛恨尤为强烈,他们将现行政治定名为 “ 有司专制 ” 。板垣退助在明治七年如是抨击当局,他说: “ 方今政权之所归,上不在帝室,下不在人民,而独归有司。夫有司上不可不尊帝室,而帝室渐失其尊荣,下不可不保人民,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,政刑成于私情,赏罚出自爱憎,言路壅塞,困苦无告。 ” 对被统治者而言,大久保利通的政策的确不够友好,它力度过大且缺乏弹性。新政府在明治初年曾在中央设置集议院,在地方设置地方议会,以践行《五条誓文》中 “ 广兴会议 ” 的誓言,企图以此拉近与民众的关系,进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量。然而,事与愿违,无论是集议院还是地方议会都对政府持批评态度,政府也就逐渐废弃了这两个机构。大久保对西方的经济繁荣很是倾慕,但对其政治架构持保留态度,他不认为在当下民选议会会成为支持国家发展的力量,相反,他认为那是分裂族群的利器,不但不能给予鼓励,而且要拼命打压。   大久保利通的治国思想有类于今人的减肥思想:对于一个想要减肥的人来说,饿肚子是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大久保的严酷政策施加于所有人,他对农民心狠手辣,对武士也毫不仁慈,并不顾及昔日的情面。在他看来,不勒紧裤腰带怎么赶美超英?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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